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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哪些活字印刷技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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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31 14:18: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雕板印书,一次可以印出几百部、几千部,比起一字一句地靠手来抄写,的确是一次革命。但是雕板仍然有缺点,印一页书,就得刻一块板,雕印一部大书,得花好几年工夫,人力、物力和时间都很不经济。因此,我们的祖先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刻苦钻研,力求改进,终于进一步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的基本方法,就是先制成一个个的单字,然后把所需要的单字排板印刷;印完以后,再把单字拆开,以备下次排印。这样,每次印书就不需要整块整板地刻字,不仅节省了巨大的劳动,而且大大地提高了书籍生产速度。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我国宋朝的毕升。他的发明是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比欧洲最先用活字印《圣经》的德国人谷腾堡要早四百年。
根据和毕升同时的宋朝大科学家沈括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里面的记载,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大致是这样的:先用胶泥刻成一个个薄薄的单字,用火烧硬,就成了活字。排字的时候,依照稿本拣出所需要的字,排在一块放有松香、蜡、纸灰的铁板上面,用铁框围住四周。活字排满一板之后,就用火烘热,使松香和蜡熔化,再用平板从上面压平,使板上的字面平整。铁板冷却以后,活字就固定在板上,可以上墨印刷了。印刷完毕以后,再把字板烘热,取下活字,留备以后再用。常用单字往往准备好几个,甚至二十多个。同时,他又拿两块铁板交替使用,一块排字,另一块印刷,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排印的时间。不过只印二三本,显不出它的方便,假如印上几百册、几千册,那就极为神速。而且有了这一套活字,还可以印其他各种各样的书,节省了写字雕板的费用,真是既方便,又经济。
毕升发明的这一套活字印刷术,虽然原始一些,但是基本原理却和现代的活字印刷术完全相同。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
关于毕升的事迹,除了《梦溪笔谈》中的一段记载以外,再没有留下更多的资料。有位外国人因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经提到过一名叫“毕升”的老锻工(铁匠,新版《大英百科全书》改为炼金术士)就以为他和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两个名字,音同字不同,而且年代也不符合,所以这种推断是不可靠的。
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当时虽没有得到广泛流行,但是这种技术也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而一直继续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具体表现在后来各个时期利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做成的各种活字,如用非金属材料制成的札泥活字板”、“磁板”和“木活字板”,和以金属材料制成的“锡活字板”、“铜活字板”和“铅活字板”等 非金属活字
泥活字
元朝初年,有人把毕升的泥活字进行了一些改良,用泥板框代替铁板框,把烧好的瓦字排在泥框里面,放入窑内再烧一次,使它成为整块陶板,再拿来印书。据说,元初姚枢的学生杨古曾在北方用活版印过几部书,他的活字可能是用泥土烧成的。在此以后关于泥活字的文献,就很少见了。
到了清朝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有个曾经做过知县的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发明了一种磁板,就是在泥字上加一层磁釉,烧成的活字非常坚硬。他用这种磁活字印出了《周易说略》、《蒿庵闲话》两部磁板书。
一百多年后,道光十年(1830年),苏州人李瑶在杭州印成《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这两部书据李瑶自己说,是“仿宋胶泥板”印的。在此以后不久,又有安徽泾县人翟金生的泥活字。
翟金生是泥活字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个贫穷的教书先生,既会做诗,又写得一手好字,还懂得绘画,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为了解决一般穷苦读书人往往因为雕板费用太大,没有力量出版自己的著作的困难,根据《梦溪笔谈》中关于泥活字的记载,花了三十年的辛勤劳动,和他的儿子们共同制造了十多万个泥活字。
翟金生制造泥活字的工序,是先做好模子,然后用澄浆泥做成一个个泥字,放进炉子烧炼之后,再加以修整。这样烧好的泥活字,硬得同石头和骨角一样,不会胀大和变形。他所制造的泥字,都是仿宋字体(明体字),分大、中、小、次小和最小五种,叫做“泥斗板”、“澄泥板”或者“泥聚珍板”。他用这种泥活字印过他自己的诗集《泥板试印初编》、翟氏的家谱和他的朋友黄爵滋的诗集。
这些用泥板、磁板印成的书,近年来陆续发现了好几种,现在都保存在北京图书馆。这些发现更加证明了《梦溪笔谈》里关于泥活字的记述的真实性。并且推翻了过去一部分中外学者认为泥活字一碰就碎,不能印书的说法。
木活字
木活字是用梨木、枣木或者杨柳木雕成的,因为取材比较方便,成本不高,制造起来又比较简单迅速,所以成为我国活字印刷史上常用的一种活字。
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毕升曾经试验过用小块木头刻成一个个的活字;但是他发现木材纤维有伸缩性,沾了水就会膨胀,因而排板高低不平,又容易被药料粘住,不容易取下来,所以后来才改用胶泥制作活字。
第一次制作木活字取得成功的是元朝初年的科学家王祯。王祯不但对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制造有过贡献,在我国科学史上很有地位,同时,在印刷史上也有重要贡献。元朝元贞元年(1295年),他到安徽旌德县做县官,在任六年。他建学校,修桥梁,兴办公共事业,并留心农事,劝助农桑,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与此同时,他着手整理前人在农业方面的文献资料,结合各地的生产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写出了一部《农书》。这是我国农业科学史上一部极有价值的巨著。这部著作因为字数多,如果用雕板来印刷,非常费事,他便自己设计,花了两年的时间,请工匠刻制了三万多个木活字。大德四年(1300年),他调到江西永丰县做县官,就把这副准备印《农书》的木活字从安徽带到江西,想不到那时江西已经有人把它雕成了整板,因而本来是为了印刷《农书》而特制的木活字,竟然没有用上。这套木活字只在大德二年(1298年)他在旌德县任上时用来试印过自己纂修的《旌德县志》。这部县志有六万多字,不到一个月便印成了一百部,可见效率很高。这部书是我国方志中最早使用活字印成的,可惜早已失传了。
王祯用木活字印刷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在纸上写好字样,贴在一块木板上,然后把字刻出来。字刻好以后,就用细锯把一个个单字锯开,再用小刀整修,使木字大小一律。排印的时候,把字一行行排好,用薄竹片隔开,排满一板,再用小竹片和木楔垫平、塞紧,使活字固定,然后在排好的字板上涂匀黑墨,铺上纸,用棕刷刷印。
王祯为了减轻排字工人来回寻找单字的劳动,提高排字效率,又发明了一种“转轮排字盘”(见本站“历史图鉴”),把木活字按号排列在两个木制的大转盘里,排字工人只要坐着推动转盘,便可以拣到所需要的括字。这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却达到了“以字就人”的效果。

木活字印书试验成功后,王祯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把操作方法和经验系统地记录下来,附在《农书》后面。这篇文章成为活字印刷史上不可多得的文献,已经被翻译成几国文字传到国外。
稍后于王祯二十多年的马称德,也是一个木活字印刷史上值得提出的人物:他在浙江奉化作州官时,开河筑堰,垦荒植树,兴办学校,建藏书楼,还雕刻了十万个木活字,在至治二年(1322年)印成《大学衍义》等书。这些事实说明元朝初年在安徽南部和浙江东部已经开始用木活字印刷。
木活字在元朝还传到了兄弟民族地区。甘肃敦煌千佛洞中曾经发现几百个用硬木制成的维吾尔文木活字,都是用维文字母拼成的一个个长短不一的单字。这些木字大部分都被帝国主义分子盗走了,只剩下五个,现在陈列在北京历史博物馆里。
到了明朝,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用木活字的地方比过去多了,不但流行在苏州、杭州、南京、福州等沿江沿海城市,而且发展到四川、云南等僻远地区。木活字印本书的内容也更为复杂,其中最多的是诗文集。同时,用木活字印家谱的风气也在浙江开始流行。不过,明朝木活字印的书质量不高,不但脱字错字不少,而且行字不正,墨色忽浓忽淡,更是普遍的现象。
明朝木活字印刷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起,改用木活字排印《邸报》(政府公报)。这在我国新闻史上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
到了清朝,木活字印书通行南北各地。各地方的衙门、书院和某些官书局大都有活字。私人用木活字印书的也很多。有的书坊专用木活字印书,称为“活字印书局”或“聚珍堂”。木活字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财产,可以作价抵押、买卖,又可以作为赠送亲友的礼物。
清朝乾隆皇帝在修《四库全书》时,就计划把明朝《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业已失传的大批古书,印刷出版,以广流通。这是一件很巨大的工作,如果用雕板来刻印,耗费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很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月,、负责印刷出版的官员金简,向乾隆皇帝提出刻木活字排印的建议。他举了下面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刻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得用二千六百七十五块梨木板,刻写一百十八万九千多字,合计工钱和材料,要一千四百五十多两银子,而且刻成以后只能印《史记》一部书;如果用木活字来排印,只要做十万个大小枣木字,连工带料,不过一千四百多两银子也就够了。可是有了这一副木活字,就什么书都可以印,一劳永逸,何等便当。乾隆皇帝认为他这个建议很合理,马上批准照办,并且把木活字板改了一个比较文雅的名称,叫作“聚珍板”。第二年,一共刻成大小枣木字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个,连同备用的枣木子,排字用的楠木槽板,拣字归类用的木盘,套板格子和字柜,一共用了二千三百三十九两七钱五分银子。用这套新造的活板工具,先后共印成《武英殿聚珍板丛书》一百三十四种,二千三百多卷。
后来,金简把印造这部《武英殿聚珍板丛书》的经验写成了《钦定武英殿聚珍板程式》,并一一用图来说明。他写的这篇总结,比王祯的《造活字印书法》更详细,记录下来的操作技术也比王祯的方法有所改进和发展。例如:王祯是先在一块整板上刻字,刻满一板再用锯子把一个个字锯开,而聚珍板则是先做好一个个独立的木子,然后再刻字。王祯用薄竹片来作行线,而聚珍板则是用梨木板刻好十八行格子,叫做套板;印刷时先用套板印好格子,再把文字印在格子里面。正因为这样,武英殿聚珍本每页四周边阑接口的地方,不象一般活字本那样留有大缺口,而是严丝合缝。聚珍板排字,用的不是王祯发明的转轮排字盘,而是“字柜”。这种“字柜”,是按照十二支的次序把全部活字分别装在十二个大字柜里,每柜有二百个抽屉,每个抽屉分大小八格,每格存放大小木活字各四个,每个抽屉上面都标明某部某字和画数。由专人负责拣取。排字工人只要喊出他要什么字,管字的人就可以立刻拣出来。用这种方法排板,大字每人一天可以排二板,小字只能排一板。
自从《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介绍了简单易行的印书方法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流行更加普遍,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十四省都用木活字来印刷书籍,而以常州的木活字最为有名。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某知县所造的活字。他花了不到一千元,刻成三十六万个木字,比武英殿聚珍板木活字几乎多三分之一。
清朝的木活字印本,内容丰富多采,有经书、字书、正史、传记、年谱、家谱、奏议、目录、方志、游记、兵书、医书、农书、类书、工具书等。其中以历代诗文集较多,约二百种,丛书约二十余种;鼓词、弹词、宝卷、唱本、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作品也不少,如《红楼梦》前后就排印过三次。现在流传的清朝木活字印本,估计约在两千种左右,这对知识的普及和文化的提高,起过一定的作用,到现在为止,其中有不少书还有学术上的参考价值。
从乾隆初年一直到清末,北京出版的《京报》(政府公报),都是用木活字排印的。它曾引起不少外国人的注意,在他们的记载中,提到排印《京报》的木活字是用白杨木或柳木刻的。北京当时还有一种叫做《搢绅录》的定期出版物,也是用木活字印的。书的外皮都用红纸装订,所以外国人称它为《红皮历书》。
清代木活字印本中数量最多的是家谱。家谱也是一种连续性出版物,通常是二三十年一修。流行于浙江、江苏、安徽南部、江西、湖南和四川等地的民间,其中以浙江的绍兴和江苏的常州一带最为盛行。这些地区,有专门以排印家谱为职业的“谱匠”或“谱师”。他们每当秋收以后,就挑起活字担子,到各乡镇的祠堂,为人家印家谱。
锡活字
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是印刷技术上的一大进展。我国最早的金属活字,是元朝初年的锡活字,比德国最先用金属活字要早一二百年。
锡活字最初是谁发明的?当时印过些什么书?现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说明这些问题:不过根据王祯所说的“近世又铸锡作字”这句话,可以肯定当时的锡字不是直接在锡块上面刻成的,而是铸造出来的。把铸好的锡字,用细铁条穿起来放在字盘里,再一行行隔开来印刷。
到了明朝,无锡人华燧除了大造铜活字印书之外,据说又铸过锡字。除此而外,我国关于锡活字的文献记载很少。十九世纪中叶有个名叫卫三畏的美国人却注意了这件事,把广东佛山唐姓书商铸造锡活字的经过记录了下来。
广州附近的佛山镇,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兴盛,是清朝有名的四大镇之一,也是清朝出版业中心之一。镇内到处是纸行、墨行、刻字行、书籍行。在最盛的时候,这个镇里单是印刷和折叠书页的工人就有上千人。当地的出版物不但行销南方各地,并且远销到南洋群岛。佛山镇有个姓唐的书商,为了印刷当时广东最流行的彩票“闱姓票”和“白鸽票”,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开始铸造锡活字。他花了一万元以上的本钱,前后铸成三套字体不同的锡活字,一套是漂亮的扁体字,一套是长体大字,另一套是作为正文小注用的长体小字,共有二十多万个。他铸造锡活字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在小块木头上刻好字,然后把木刻的字印在澄泥上,做成泥模,再把熔化的锡液浇入泥模里。等到锡液冷却凝固以后,把泥模打碎,锡字就铸成功了。锡字铸成以后,再经过修整,使所有的锡字高矮一律。为了节省金属材料,他铸造的锡活字,只有四分多高。这种铸造法和西洋的铜模铸字相比要经济得多。印刷的时候,把一个个锡字排在光滑坚固的花梨木盘里,扎紧四边,免得活字在印刷时跳动。用黄铜条做界行,中间有板心隔开,有如雕板式样,然后上墨印刷。
唐姓书商所铸的锡字,美丽大方。印成的书本,大字悦目,纸张洁白,墨色鲜明,质量很高。咸丰元年(1851年),他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用锡活字印成了元朝史学家马端临的名著《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共一万九千三百四十八面,钉成一百二十大册。这位不知名字的书商,在我国锡活字印刷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铜活字
我国古代最通行的金属活字,是铜活字。明朝弘治初年(十五世纪末)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有不少富豪巨商制造铜活字印书,其中最有名的是无锡华家和安家。
无锡华家用铜活字印的书,数量最多。弘治十五年(1502年),华珵出版了宋朝著名爱国诗人陆放翁的《渭南文集》和《剑南续稿》。在此以前,大约在弘治三年(1490年),华珵的侄子华燧(1439-1513每)已经先造成了“会通馆铜板”,并且试印了《宋诸臣奏议》五十册。因为铜活字不容易受墨,技术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印本的墨色浓淡不匀,而且模糊肮脏,沾手便黑;有的字只印出一半,排板又参差不齐。当时只有一副活字,所以正文和小注不分,脱文错字,每卷都有,质量很差;但它却是现在所知道的我国最早的一部金属活字印本。
后来华燧又陆续排印了不少大部头的古书,以及他本人写的著作,现在所知道的大约有十四种,其中《宋诸臣奏议》等八种,都是在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前出版的,相当于欧洲十五世纪的“摇篮本”,在印刷史上显得特别珍贵。
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都继承了华家铜板印书的传统。华坚印的书,称为“兰雪堂活字铜板”,因为每一直行中排印两行,所以又叫“兰雪堂双行本”。印有汉朝著名文学家蔡邕的《蔡中郎集》,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和元稹的《元氏长庆集》,都获得藏书家的好评。
在铜活字印刷史上和华家同样有名的,是无锡安家。号称“安百万”的安国(148l-1534年),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富翁,曾经做了不少地方上的公益事业,又制造活字铜板,出版了九种书,最早的一种是《正德东光县志》。这是我国唯一用铜活字印的一部方志。安国印书相当认真,错漏很少,所以质量很高。 无锡近邻的常州、苏州和南京,当时也都有铜活字印的书。
福建建宁府(今建瓯)和所属建安、建阳两县,自宋朝以来,就是雕板印刷业的中心之一,现在流传的宋元本,也以“建本”为多。而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建宁、建阳的书商又创制了铜活字。用铜活字所印的印本中,有一部最出名的蓝色印本“芝城(建宁的别名)铜版”《墨子》。
清朝最有名的一部铜活字板,是内府铜板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部百科全书,是在雍正三、四年(1725-1726年)印成的,全书用大小两号字体,清晰醒目,初版印了六十六部,每部五千二十册。现在要找一部完整的原本,已经很难办到了。这部书一直到现在,还是国内外科学研究工作者常用的参考书。
内府铜字就是清朝宫廷所造的铜板,早在康熙末年就已经有了,而且还印了几种天文、数学和音乐方面的书籍,可是自从《古今图书集成》问世以后,却没有再印过什么书。后来因为管理铜字的人员趁着那时北京钱贵,便建议销毁铜字,铸成铜钱,于是这批宝贵的铜字就被熔化,作为铸造铜钱的原料了。
清朝的铜活字,除了内府铜板以外,民间的铜板可考的有以下几家。“吹藜阁”印的《文苑英华律赋选》四卷,要比《古今图书集成》早四十年,是用楷体字印的,流利美观,印刷清楚。民间铜活字造字最多的要算福州的林春祺。他从十八岁起,先后投入二十多万两银子的巨资,费了二十一年的工夫,雇人刻制铜字,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完成精美的楷书体大小铜字四十多万个。这批铜活字的数目,比内府的铜活字几乎多一倍。林春祺倾个人全部家财,以半生心血,雇人刻造铜字,中间经过多少次挫折才告完成,他的毅力确有过人之处。他的原籍是福清县的龙田,所以他的铜字定名“福田书海”。他出版了清初学者顾炎武的《音论》和《诗本音》,后来又刊印了一部军医学著作《军中医方备要》二小册。他还写了一篇《铜板叙》,说明他造铜字的原因和经过。这是我国有关制造金属活字仅有的文献。
此外,嘉庆十二年(1807年)满洲人武隆阿当台湾总兵官的时候,曾经刻制汉文铜字,印成《圣谕广训》一种。又常州铜活字印本中有咸丰八年(1858年)的《毗陵徐氏宗谱》,是家谱中唯一的铜字本。杭州也存‘聚珍铜板”书,印本字体和“福田书海”很相似。
明清两代的铜活字,是雕刻的,还是用字模铸造的,或者两种办法都用,是一个到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的问题。清朝内府铜字,经过中外学者多方面的研究,断定是手工雕成的。林春祺在他所写的《铜板叙》中,曾经说明他的几十万个铜字也是一个个用手刻成的。除此以外,其余的铜活字是怎样制成的,缺乏详细的文献记载,又没有足以为证的实物,也就只好存疑了。
明清两代铜活字印本,流传下来的有二十几种,现在都成了名贵的善本,几乎全部藏在北京图书馆。
铅活字
现代印刷所用的铅字,许多人认为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西洋教士传到中国来的。这个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我国用铅制造活字的最早记载,见于明朝弘治末正德初年(1505-1508年)陆深所著的《金台纪闻》。书中说:近来常州人用铜、铅做活字,比雕板印刷更巧妙方便;但是排印时特别容易发生错误,所以他表示反对。这简直是因噎废食的办法。当时常州的铅活字本和常州铜板一样,都没有流传下来。
清朝道光十四年(1834年),湖南人魏崧在他所著的《壹是纪始》里说:“活板始于宋,……今又用铜、铅为活字。”这更可以说明鸦片战争以前,我国一直有人在使用铅活字,当然那时候的铅活字是和西洋人不相干的,只是没有大量使用而已。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西洋的石印、铅印才逐渐为我国所采用,并且后来居上,终于压倒了我国古老的雕板和固有的各类活字,成为现代印刷术的主流。
自从十一世纪毕升发明活字以后,八九百年来的发展大致就是这样。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字的创造和改革,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毅力。
四、活字印刷术的影响
我国的邻邦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等,自古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同我国有密切往来。从唐朝开始,朝鲜、日本就有不少留学生和高僧来过中国。北宋以后,我国又常常把印本书籍作为礼品赠送给他们。这样,雕板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就通过往来的使节、留学生、商人、旅行家和印本书籍的赠送,逐渐传布到这些国家。朝鲜刻书开始较早,在十一世纪已能翻刻工程浩大的《大藏经》以及我国的经、史、子、集。朝鲜人的著作也相继出版。勤劳智慧的朝鲜人民先后创造出“陶活字”、“瓢活字”、“木活字”和金属活字。尤其是在金属活字方面,朝鲜有着卓越的贡献。1436年朝鲜出版的《通鉴纲目》是世界最早的铅活字本。1729年,他们还用特有的铁活字印成了《西坡集》。元末明初,我国刻工俞良甫、陈孟荣等曾到日本刻书。1592年,日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曾把活字劫掠回国,日本也学会了活字印刷。因此,在1597年印成的木活字本《劝学文》中,有“此法出朝鲜”等语。此外,我国活字印刷还对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对欧洲各国发生了影响。
外国人一般所谓印刷术,主要指的是活字印刷术。因此我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世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世界文化史上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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